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以后，学界深入研究了习近平在文化领域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科学揭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严密逻辑，但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之问，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贡献同样尤为重要。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和解答了在世界体系化、全球化、现代化中如何开展文化建设的问题，它不是孤立封闭地看待中华文化时代化问题，而是在“两大变局”的时空方位回应时代对文化的需求、世界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需求，系统回答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之问，因而具有宽广的世界视野。这样的视野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人类文明难题破解和世界文化问题解决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地域界限和意识形态藩篱的认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的世界性

文化总是在一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处于何种位置，面临何种问题，呈现何种趋势是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依相存。从生成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国际文化环境的复杂性、文化使命的艰巨性和文化创新发展的前瞻性，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共处的时代出发，以前所未有的战略眼光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问题作出了时代判断，具有宏大的世界视域。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必然“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一）在理论纵横中熔铸文化的理论精髓

在科技异化与物质财富超前发展的现代社会，如何有效开展文化建设从而弥补精神世界空缺和消解世界文化矛盾，成为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新时代文化建设之问，其理论逻辑具有丰富的世界性。世界文化的发展图景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和中国文化发展本身的特点和历史进程相联系的，世界文化发展的横向联系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多维视野，能够多角度看到文化的纵深发展和空间格局。

所谓理论逻辑上的横向联系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来源具有多样性，兼具东西方文化理论的视野优点。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与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同时存在的还有东西方文化理论的分野与融合。西方对文化的思索起源较早，文化世界的价值追寻一直是他们文化理论的主题，在近代以来涌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主义文化观、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主义文化观、西方人类文化学的文化观等，而在国内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观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主，这些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对文化的地位、价值、功能深入思考的文化理论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潜在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智慧资源。

习近平对待各种理论、各种文明和各种思想，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而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既拒斥西方中心论，又反对狭隘民族文化观，既汲取近现代西方文化理论精华，又抵制资本主义文化理论错误倾向。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追求目标是相符合的，具有世界视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深恶痛绝，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仍然面临二重化的问题：一是宗教这个“人民的鸦片”占有了人的精神生活；二是唯利是图、追逐金钱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的精神异化出发，呼吁将精神文化生活归还人自身，实际上暗含了对人类精神解放的思考，具有极其丰富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人民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中国文化不仅服务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精神世界的养料。中国共产党既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要为人类谋大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可以看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天下大同的世界视野已经深深熔铸到习近平的思想认识中，展现了习近平在文化发展上的世界视野。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由中华文明和世界精神文明共同孕育而生的理论成果，具有超越地域民族和学科理论的广阔视野。

（二）在历史经纬中把握文化的时代方位

从世界文化史来看，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图景从未脱离世界文明而孤立片面地发展，而世界文化也因中国文化体系的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当下世界的文化形态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和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特点和历史进程相联系的。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始终处于双向互构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从未隔断，与世界从未失去联系，这构成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习近平非常重视这种大历史观的分析视野，常常“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深入洞悉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的理论视野中，“历史”不仅仅是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更是一种世界史、人类史的“大历史”，从这种大历史观初步可以看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问题的关照是包含世界维度的，因而具有广阔的世界性。

从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文化所处时代的判断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的认识延续了世界视野。深知我们党历代领导人对文化所处时代的判断，才能更清醒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观世界视野的一以贯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方位从领导革命和局部执政的党转变为全国执政党，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为‘穷’，二为‘白’”的落后局面，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来推动国家文化建设，主张文化上也要向外国学习。为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明确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虽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还处在西方封锁中，国内还存在敌特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但并没有影响毛泽东作出向外国学习的形势判断，展现了第一代领导人胸怀天下、放眼世界的格局视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新的判断，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成为我们党判断世界问题的基本框架，那么在和平与全球合作交流的新态势中，文化所处的时代位置是什么？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后个人主义盛行的思想混乱状况，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战略和“两个文明”理念，直接把文化提升到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丰富了人类文明概念的“精神文明”内涵，可以看出，党的领导集体重视精神和物质的协同发展，始终站在文明发展高度看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对文化和人类精神生活的约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下，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新兴发展中国家世界影响力逐渐变大，世界性的人类交往更深入和广泛，人类文明的问题破解成为可能。究竟怎样才能破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精神生活异化问题，怎样才能破解西方意识形态带来的价值撕裂问题，怎样才能破解现代性带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问题，习近平不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消解价值、意识形态、文化形态的分歧，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推动弱势国家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和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而且在深刻阐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使命担当。“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也是中华文明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和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站在历史一边，站在人类文明一边，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世界视野贯串如一，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眼界。

（三）在实践问题中回归文化的价值本真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从广阔的文化实践中产生的，是针对实践中的文化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强大的实践伟力。当今世界，实践中最主要、最普遍、最根本的文化问题就是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现代化、资本化、技术化使文化被技术控制、被资本垄断，服务于资本增值，服务于强势文化，服务于西方价值，而真正属于人的、民族性的、非西方价值的文化遭到排斥。约翰·汤姆林森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坏的普遍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重商崇利、重效唯己的文化形态，甚至意图同化全世界的文化价值观。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截然不同，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展现出与西方文化建设不一样的实践思路，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实践思路中发展起来的。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人主体性的重视超越了西方文化建设对资本的重视，具有人类视野。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规范人的行为方式，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赋予文化的属性。因此，人构成文化建设的目的，人构成社会历史的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习近平多次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各类培训中亲自领学唯物史观，强调“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由此确立了习近平思想认识上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遵循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立足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针对当下文化疏离人民群众，服务商业利润的畸形文化生态提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习近平号召全党“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由此得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人民的重大需求已经由物质需求转向了精神文化需求，由基本生活需求转向了高质量美好生活需求，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要求。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更将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资本主义文化建设既把资本作为出发点，又把资本作为生长点，以资本供养文化，以文化服务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人的实践地位出发强调文化的本质，带有明显超越资本主义文化物化的人类视野。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体系中的世界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两个结合”“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等具有明显内容标识的文化话语，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化表达，明确了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内涵体系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立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思想文化发展态势和基本走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文化建设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时代使命、实践措施等作出的宏观设计，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时代化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发轫于中国，但其聚焦的问题、遵循的规律、作出的判断是世界性的，具有浓厚的世界意蕴。

（一）从社会发展角度揭示文化与社会关系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就社会发展角度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态文明等整个国家发展具有重大的反作用，揭示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通过人类学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历史文化发展是多样而非单线的，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也可能有繁荣的文化，生产力水平较高国家中的人民也可能面临贫瘠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表明文化与社会之间并不是机械决定关系，文化的独立性可能会造成时间的“延宕”或“不平衡”，即存在文化落后社会发展的可能和文化超越社会发展的可能，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说，不能只注重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也要注重文化的发展。

当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注重物质性的享受而忽视精神生活的满足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也存在过。但是，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造成同种现象的原因并不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在文化上的表现，资本的无限扩张与有限购买能力之间的矛盾使文化成为商品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拜物教崇拜，从本质上说归根于资本的本性：“（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而我国之所以出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协调的现象，是急于解决生产力水平不高和人民生活条件艰苦而重视物质生产造成的，本质上是精神文化需求与生产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当然，这个问题的出现暴露人类社会的共性问题，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一问题是亟待解决的世界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认识到人民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新期待，对精神生活富裕充满了新要求，展现出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前瞻性认识。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文化的重要性，有利于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习近平用“四个重要”把文化摆在社会建设的突出位置，强调文化是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是应对风险的“重要力量源泉”。习近平对文化的战略意义给予清晰阐释，从根本上推进了人类社会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社会的内在关系，为各国处理文化发展与社会建设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将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中的重要部分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领域，认为文化与社会等其他领域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突出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与社会不仅是紧密相连的关系，更是一种互构关系，现代化并非一定要在文化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作出抉择，文化与社会分割并非是现代化的必然性，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可以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文化与社会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内在驱动力，这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提供了智慧。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

（二）从世界交往角度揭示文化发展规律

经济全球化开始以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常态。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模式，由此生成不同的文明形态与文化样式，形成世界文化大花园。人类进入21世纪，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文明交往联系更加密切，在交往中产生的分歧和误解也更多，形成了“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诸多威胁人类文明的论调。如何破解这些难题，习近平延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观念，将人类文明放在更广阔的世界交往中，分析交往对破解当下文明难题的意义，提出了“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解决方案。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问题的本质不是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问题，而是交流理解问题。“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这说明文化差异性是文明本身的属性，长期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不是经济全球化才带来了文化差异的对立。文化差异性在历史中没有消失，说明必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差异性的存在才使人类文明展现出多样的形式，从这个意义来说，“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实际上，优越的产生在于不理解其他文化，冲突的形成在于缺乏文化对话，隔阂的产生在于前见的存在导致交流的不顺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西方文化理论在阐释文化现象时采取“强制阐释”，运用文化现象来论证预设理论，拒斥交流、对话和理解。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人类文明所谓冲突、隔阂、优越的问题并非“真命题”而是“伪命题”。为何在西方常常出现这三种论调，在习近平看来，这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为设定的命题。“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人类文明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那些“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是愚蠢的”。文明冲突、文明隔阂、文明优越是从“国强必霸”丛林逻辑中产生的，无非是掩盖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对他者文化的误判猜疑，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一旦这种冲突逻辑得到认可，那么文化冲突的合法性就得以确立，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反观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不搞对抗，也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和平交流的推崇和对文化霸权冲突的反对，已经超越了地域性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成为真正推动人类文明的思想理论。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人类文化都绝不可能永远独立于世界之外，必然遵循文化内在的发展规律。习近平将文化比喻成生命有机体，正如生命有机体从自然界获取养分来维持新陈代谢一样，文化也从彼此的学习交流中获取先进的养分来推动自身的更新发展，如果长期封闭，不交流互鉴，不仅将丧失活力，更将走向衰落，因此，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实际上，所谓“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是把人类文明问题归根于文化的差异性，将所谓落后的、不同的其他文明排除和限制在体系外，进而妄图以唯一的西方文明同化人类文明。习近平提出交流互鉴是将征服性、独断性和对立性思维转换到交流合作的建设性思维中，为真正解决文明冲突提供了世界性方案。

（三）从世界历史角度揭示文化发展趋势

历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起点，历史方位决定了文化的发展前景。习近平常常提醒自己要有一种历史感，“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不再是地域性的存在，而是表现出与世界文化日益紧密的依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世界文化移动、整合、交融之后逐渐展现出更多共同体的特征，这是文化发展的趋势。习近平综合考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对人类文明发展进行了预判，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合作共赢才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多样性世界文化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目的。习近平对世界文化的美好愿景有过清晰的描述，“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完全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观，突破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西方优先”“资本主义文明优越论”的认识。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明确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更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推动作用。尽管世界文化发展因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展现出活力，但“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不稳定因素悖逆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美美与共”文化发展大势的实现，离不开中国，“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成为影响文化发展大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文化发展的共识。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识，化解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对立，构建“一带一路”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标准和价值导向”的新型文明观。另一方面，习近平提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有效应对了文化虚无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思潮对中华文化的侵蚀和同化，保证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性。强化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并不等于拒斥文化交流，也不是反对文化学习，而是反对错误的文化价值导向，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事情。“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护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续的是中华历史文脉。没有了党对文化的领导，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将被崇商重利的西方文化同化，“那是不可想象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推动“美美与共”世界文化的实践构想，无疑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

（四）从文化本质角度提出文化时代使命

文化的力量和本质就在于“人化”和“化人”的统一，这是人类历史赋予文化的根本使命。这一点在东方和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西方古罗马人在拉丁语colere（耕耘、作物培育）基础上引申出现代culture一词的最初形式cultura，表征培育、教育之意；在古代中国，“文”礼乐德性的涵化功能和“化”教行变正的教化功能相统一，形成“文化”这一复合词；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中，“文化”的其中一层内涵就是教养、教育，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的，“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内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尽管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但文化的总体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给予人和时代最充分的精神给养。

人类历史滚滚向前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文化的时代使命有着深刻且清晰的认识，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一是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身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路线图，明确了中国文化建设的三大任务，旨在在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中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二是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没有断裂的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中华文化还有着“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世界使命。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如何看待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这一问题上，习近平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人类胸怀，他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出发统筹、把握、谋划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强调“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体量最大的文化群，就应该承担起人类文明发展赋予的重大责任，这是西方狭隘文化观所不具备的崇高视野。三是世界有着多姿多彩的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文化有着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的特殊使命。在习近平看来，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对立和矛盾的根源，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应该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精神给养。习近平对世界文化时代使命的深刻认识超越了民族国家地域界限和意识形态藩篱，这是西方征服性、独断性和对立性的文化视野所难以达到的。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关照中的世界贡献

文化问题不仅关系国家的精神面貌，更关系世界的和平稳定。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前，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方位中，习近平立足国内、关照世界，提出了应对文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推动世界文化秩序的合理化和构建文化安全新格局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以唯物史观突破西方文化理论的对立性片面性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文化理论研究是人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建设理论的核心部分，属于精神实践的范畴，从本质上说，文化理论问题是价值观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不同的文化态度，导致文化主体采取不同的文化行为，开展不同的文化实践。在当今世界文化理论中，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当属西方文化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西方文化理论是在17世纪到20世纪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人的社会生活紧缩在一起，文化从相对独立的领域渗透至全部社会生活，获得关注。在18世纪到19世纪，德国的“批判传统”从哲学进入文化学，形成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的文化批判主义；20世纪人类社会科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西方文化理论表现出两种趋势：前期以关注文本、符号、结构背后精确性和科学性为主的法国“符号学——结构主义”为代表，侧重文化理论的独立；后期以将人类一切行为纳入文化视野考察的英国伯明翰流派为代表，侧重社会历史对文化的建构。这三大流派在探究文化摆脱商品逻辑支配和精确刻画文化景观上具有突出性，但德国学派从精英主义立场研究工业文化而回避了大众文化的社会性，法国学派过分强调文化结构性和逻辑性而切断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英国学派过分夸大大众文化的自主性而忽视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化理论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冲突性，客观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文化矛盾。

虽然西方三大文化流派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发展起来的，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核心部分——唯物史观。从本质上说，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必然会抛弃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工具，而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立论基础。因此，他们所产生的实践作用也只能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修正，难以彻底改变文化异化、精神生活欠缺、文化霸权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怎么才能彻底改变文化发展不平衡，摆脱商品逻辑支配？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些开创之举，突破了“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普及化”的理论假定，强调了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突破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服从物质生产的资本逻辑，强调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突破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假命题，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动力和趋势；超越了西方征服性、独断性和对立性的文化视野，提出文化的世界使命和人类使命。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贡献了一种认识文化的人类视角，更为世界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实践思路，将极大推动和平、开放、共享的文化模式代替对立、征服、封闭的文化模式。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

（二）以文明新方式新形态突破文明单一化冲突化

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发展形态，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历史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伦理、行为规范等文化体系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向文明发展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联系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不同文明相互对话，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在西方国家眼中，这一历史趋势会带来文化冲突。实际上，“文化冲突”只是强权政治的遮羞布，在15世纪到20世纪，西方国家以黑奴贸易、鸦片贸易、战争及资本等暴力的形式赢得世界，亨廷顿说：“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如今他们正以思想和价值的新形式准备重新赢得尚未赢得的文明。文明冲突是否真的存在？除了以暴力非正当方式去改造文明还有什么其他发展方式？这些问题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此作出了科学解答。

第一，人类文明可以在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产生，文明冲突只能带来文明的消失。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再到亨廷顿，他们都认为文明冲突不可避免，但习近平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价值文化是可以共生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不仅如此，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还起到了动力作用，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态度。习近平认为，“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这是西方国家的通病，他们居高临下对待其他文明，自然难以理解其他文明的独特性，独尊和贬损对于人类文明都是有害的。习近平不仅亲自到过奇琴伊察、撒马尔罕等世界各地去考察学习人类古文明，还推动创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向全球发出文明交流倡议。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方法。在习近平看来，文化文明的交流学习既不是“依葫芦画瓢”，也不是“削足适履”，更不是“生搬硬套”。

第二，人类文明可以在共同发展中产生，文明优越论只能带来文明的单一化。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要发展，都享有发展的权利。一方面，日益紧密的联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决定了文明和文化要在共同体中发展。每个民族的文化，每个国家的文明都是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是“理一分殊”的关系，都有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普遍性要素，同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可分割的联系使每一种文化、每一类文明都是其他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条件，只有“共享”，才能“共赢”。另一方面，每个民族的文化，每个国家的文明在共同体中享有不同的发展方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不同类型的文化、不同区域的文明，其历史经纬和发展方向都不尽相同，“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不仅违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在做法上更是灾难性的。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产生，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带有不可克服的文明矛盾。从人类历史来看，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是秩序建构，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试图建构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资本的本性不仅占据了社会的物质生产，也控制着国家的精神生产，甚至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链条。欧美主导的现代化不仅对链条内的同属性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文化输出，控制思想文化，还向链条外的社会主义国家输入资本主义文化，由此造成矛盾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也存在于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从根本上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文化难以消解经济利益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下，我们党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内在弊端，提出了一种区别于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以人民性、开放性、和平性、平衡性、和谐性规避了现代性的矛盾，不仅保证了中国文明不被西方不平衡工业文明同化，也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新方式，足以“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三）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破解文化现代化难题

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经济全球化给传统文化带来了交流学习的机遇，同时带来了他者文化的冲击，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如今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文明资源。历史证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从历史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表明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及推进文化创新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提出了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系列论断，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明确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世界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世界提供了一套可以参考的方法论。

优秀传统文化是各种文明和各个国家向前发展的历史力量，必须以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明确的目的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贡献了可借鉴的方案。一是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态度——扬弃。传统文化在历史中产生，受到一切历史因素的制约，难免存在陈旧过时和糟粕的东西，习近平既反对全盘否定，也反对全盘接受，强调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主张“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从而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区别开来。文化发展不同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颠覆性创新，而是一种连续性创新，颠覆性的文化创新将割裂民族的文化历史，没有历史的民族将丧失未来。二是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法——融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我们党的重要历史经验，更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结合”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群相融合，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替代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是优秀传统文化替代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两者的结合既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世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要想实现现代化，也必然要走出自我封闭的空间，在文化共同体中与其他优秀文化交流融合，因循守旧必将走向衰落。三是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目的——时代化。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实现时代化，而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时代化才能实现现代化，时代化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习近平强调“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实践，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才能获取源源不断的时代动力。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揭示了世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方法。

（四）以巩固文化主体性应对世界文化安全难题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虚拟文化与现实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多重矛盾时刻威胁着文化安全，各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究竟应该怎么捍卫文化世界？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应采取“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来避免文明冲突；萨米尔·阿明提出构建一种超越国界的“全球社会秩序”来改变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霸权宰制；乌·贝克与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普遍性的、包容性的理解方式来合理阐释和表达文化的差异性。“坏的普遍性”已然，这些思索提供了尝试性的方案，但难以抵消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冲击，各民族文化仍然面临主体性的危机，丧失主体性，文化将根本没有自我，习近平由此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

面对文化霸权、历史虚无、文明迷失，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一是强调文化的主体在于人民。习近平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生动揭示了人民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性地位。文化离开了人民，也就脱离了社会实践，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会丧失存在的现实性。在资本控制的西方社会，文化有两个明显的目的：服务于资本的贪婪，导致娱乐至死和精英文化盛行；服务于资本的扩张，导致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流行。在“人民至上”文化建设思路下，我国有效防止了文化与人民脱离，文化与社会背离。二是强调文化的主导在党。党要守住“红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保障人民的文化安全，启迪世界各国政府开展文化建设时既要积极作为，也要以人民的文化安全为目的。三是强调文化的关键在价值观。价值观是“最大公约数”，一个国家没有价值观将“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世界各国不仅要巩固自身的价值观，同时要遵循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才能真正保证世界的文化安全。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虽然发轫于中国，却回应解答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困境，探讨揭示了未来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眼光和人类胸怀塑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性和体系性。与此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极大彰显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理论的世界性，为当代文化问题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案。正如习近平所说，文化就是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本文为海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习近平新时代经略海洋思想及海南的生动实践研究”（批准号HNSK（ZC）22-181）、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习近平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及海南的生动实践研究”（批准号2023HNMGC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