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古石碑上藏着的秘密

一块古石碑在通城现身了。

8月6日，黄恒从西门巷工地上经过，看见一块石碑被扔在路旁。这位文史专家有着与旁人不一般的嗅觉，他见石碑很有一些岁月，就特意停下来查看。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一块民国初年的石碑，他顿时觉得这块石碑没那么简单，不能就这么当作废料遗弃掉，可放眼望去，工地空无一人，自己又要出去办事，只好把消息发给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秘书长。黎志星没有怠慢，立即打电话给一个单位，可那个单位可能以为一块麻石墓碑价值不大，没有积极回应。他马上又把消息发给县收藏协会顾问冯俊。其时，冯俊正在神农架避暑，就嘱托收藏协会的杨副会长去收购回来。杨志文来到工地，找到工地负责人，工地负责人不卖，说是想运回老家，老杨说：“这是在通城发现的文物，放在通城才有意义。我今天来了，你就不能运走了。何况我又不是白要你留下，还是要给你一个工钱的。”见老杨理直气壮，工地负责人就把石碑卖给了他。

这块石碑一现身，就立即引起了通城文史爱好者的关注。冯俊一马当先，首开先河，率先发出《川湘鄂军阀大混战，混成旅石碑现通城》一文，对其背景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这块石碑是通城普通的麻石，高88cm，宽33cm，厚15cm，正面分左中右竖排刻有三行文字。中间上面的字较清晰，是中央第二混成旅一团二营六连，下面的字就不是很清楚了。接着好像是一个八字，下面一个字很难辨认，像一个“目”字，再下面是一个兵字，兵下面是一个鲁字，下面像是一个侧字，最后一个字很像是一个礼字。估计立的是一个叫鲁侧礼的人，是一个什么八“目”之类的兵。右侧的字迹不清晰，据黄恒仔细辨认，估计是“河南许昌县人”几个字。左侧的字迹清晰无误，是“民国十年八月一日立”。

民国十年，又把我们拉回民国初年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民推翻了千年帝制，迎来了历史上首个民主共和国时期，中国前途可谓是一派光明。可袁世凯利令智昏，非要过一把皇帝瘾，把一个好好的民国时代弄得乌烟瘴气。袁一死，各个军事寡头就各显神通，民国顿时进入群魔乱舞时期。1916年，王占元在袁世凯死后占据湖北，被当时的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北督军兼民政长，开始掌控湖北的军政大权。王在任时期，把湖北当成了自家的私家地，把湖北人民当作自己的家奴，肆无忌惮，克扣军饷，横征暴敛，随心所欲，无法无天，闹得天怒人怨。

1921年春天，长沙街头来了一批特殊的湖北客人。原来湖北人民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他们一面向北京政府请愿撤除王占元职务，一边推举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到湖南请兵“援鄂”，驱除王占元。北洋政府没有答应湖北人的请求，而湖南人却接受了湖北人的要求。7月20日，湘军赵恒惕在川军及吴佩孚前任副官葛豪的鼓动下决定出兵“援鄂”，赵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兵分三路杀向湖北，其右路由平江出通城、崇阳。21日，得知消息的王占元大惊失色，迅速排兵布阵，决定派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条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当天他还电请吴佩孚派兵救援。吴佩孚虽与王占元同属直系军阀，但与王面和心不和，早就对王不满，存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次表面答应，但出兵迟缓。王政权被湘军推翻后，又迅速挥兵而至，驱逐入川，派部下萧耀南任湖北督军，把湖北妥妥地拿捏在自己的手中，当然这是后话，这也是江湖上所传的吴佩孚的“援鄂不援王”的故事。得不到援兵，王只好硬着头皮应战。7月29日，湘军大举进攻，右路军叶开鑫部由南江桥进攻九岭，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载，其部于8月2日占领通城县城。8月6日，王占元接到前线战败消息，就通电宣布辞去湖北省督军的职务。

这块石碑上立碑的时间是8月1日，说明碑上被纪念的人应该不是当日战死的，因为刻石碑需要一定的时间，估计是与湘军在九岭交手而失手。为什么仅发现一块石碑？有两种可能，一是该士兵作战勇敢，多立战功，或在九岭战斗中有过人表现，所以就立了他一人的碑；二是当时立有墓碑群，其他的都在“文革”中受到破坏或在后来被拿去修了河堤。

碑上所刻的是中央第二混成旅，据《湖北省志·军事》记载，当时刘跃龙正是直系中央第二混成旅旅长，其部于8月4日败退通城县城，在时间上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记载略有不同。无论如何，这块石碑雄辩地说明了一个重要历史现实：通城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军阀混战期间的鄂湘之战很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通城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地区。后来的北伐战争也说明了这一点，叶挺将军就是从湖南攻占通城，在通城部署作战计划，一举攻克汀泗桥而夺取北伐胜利的。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沙会战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其时，通城成了敌我反复争夺之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时通城是长沙会战的桥头堡。其实，清时的曾国藩很早就认识到通城的战略重要性，他说：“欲保长沙，先保九岭。”此言不虚！